对话王兴：中国口腔，难忘2006

是春天。

开往上海的高铁一路穿过浅绿的田野，稻秧正抽出细长的苗尖。 王兴会长靠在椅背上，随手翻着文件袋。再过几个月，上海就要迎来FDI 2025世界口腔医学大会，这趟四个小时的行程，也像是提前拉开的序幕。

我们一路长聊。车厢里偶有人低声通话，更多人看着窗外发呆。可当他讲起那些从深圳到佛山，再到今天的故事时，你会忽然觉得——这不仅是他和几代口腔人的经历，也像是每个还在这个行业里打拼的人，会在某个午后突然想起的来路。

有些话题被风吹散了，有些就悄悄扎进心底。

一张车票的重量

高铁驶过一片片刚返青的田野。王兴会长把那张车票随手放在小桌板上，票面印着再普通不过的几行字：车次、座位、票价。他说：“那年从北京到深圳，还没有这样的高铁。”

2006年，没有高铁。为了那次FDI 2006世界口腔医学大会，他来来回回坐了很多趟飞机。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世界牙科联盟的学术大会，是中国口腔医学发展历史上第一次举办规模空前、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口腔同道前来参加的学术盛会。机会来之不易，但许多事情我们都没有经验。王兴会长笑了笑：“其实大家都不太清楚该怎么办，深圳政府也是头一回碰上这么多外宾。就硬着头皮往前做。”

申办这样的学会大会，竞争激烈，条件苛刻。选址成了当时的一大难题，当时的北京、上海都没有符合FDI要求，同时、同一场馆有容纳五千人大会召开的会场和大型口腔器材展览的展场。也许是上苍关顾我国口腔医学界的领军者张震康会长的良苦用心，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正好在建这样一个场馆，和FDI的要求“对上了号”。于是张会长为首的中华口腔医学会终于历经挫折，成功申办2006年9月27号在我国举办这样一次大会的机会，了却了中国几代口腔人的一份心愿。

后来大会开幕那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亲临会场并做了精彩致辞。开幕晚会还请来了诸如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等著名中国表演艺术家表演了“千手观音”“肩上芭蕾”等节目。那一双双金色的手在舞台上次第铺开，动作精细得像在绸缎上绣花，聚光灯打下来，台下不少外宾下意识地直起了腰，眼神里带着讶异——这是他们第一次在一场口腔盛会上，见到如此用心的开幕式。这也是中国口腔行业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被如此郑重地注视。

这样盛大的开幕式让中外与会同仁深受感动，时任FDI主席Aden女士感概的说，这样的开幕式在FDI的历史上过去没有过，今后很难有！

回忆起2006年的这次FDI大会，王兴会长总是感慨万千。这次大会有4700多名国外代表，1万多中国医生参会，大会还邀请我国第一位航天英雄杨利伟为大会做了特别讲演。几十场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盛况空前。

"一波三折，上路就好。"他转头看窗外，或许那场大会，就跟今天的高铁一样，改变了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的速度。

王兴会长说，他记得更多的是那天台下不少人拿着小数码相机，有的甚至还在拧胶卷。还有会后各地同行拉着他，一遍遍问这次是怎么促成的。

大会期间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还分别举办了自己的联欢晚宴。刚接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长的王兴会长被邀请出席他们的晚宴，王会长说，他不能说太多的话，只告诉与会的外国同道，今天我们所在的城市26年前只是一个贫穷的小渔村，现在成了一个国际大都市，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代表，也是中国将近三十年发展的样子。也许不久的将来中国口腔医学事业的发展也会像这个城市一样，令人震惊。

王兴会长说，没有国家领导的重视支持，没有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全力配合，也不会有这样一次让中国口腔人感到扬眉吐气的盛会。更忘不了那些在卫生部交流与合作中心工作的老朋友们，忙前忙后、精诚合作，让中国第一次举办的这场被称作“国际口腔奥林匹克”的大会，真正以“圆满、成功”写进了行业的发展史册。

FDI 世界口腔医学大会现场的呼吸

很多人可能以为，王兴会长彼时已是主事者，“其实不是我，张震康会长才是这次大会的主事者，他带领的第二届理事会等一众口腔医学界的老教授也都在一线盯着。”王兴会长说。会长、教授、专家，名字再响，也还得在现场跑。

有时是去跟会务公司确认布场尺寸，有时是协调接驳车的路线。王兴会长说得轻描淡写，可从那以后，这在行业里像是留下一道不成文的规矩：每到周期的节点，那些真想把事情做成的人，都得先站到台前。

从那次会议起，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学术年会也学习FDI大会的样子，把学术会议和口腔器材展览结合，一步步做成更完整的场景。大到会议框架的搭建，小到壁报展示、操作演示都被纳进流程里，渐渐变成医生之间、厂商和医生之间互看互学的地方。会场上有专家在讲台上谈循证，也有基层医生在台下排队看设备，标准的出台、产品的首发，都被安插进同一个节奏里。

同时，学会牵头做的诊疗规范、材料和院感标准，也逐渐覆盖到更多科室和环节，逼着小医院跟上步子，也逼着设备材料厂、商一遍遍调试自己的版本。对于许多年轻医生来说，这样的展会年会甚至成了第一次被带出来开眼界的地方。他们在病例比赛里露头，也在示教台边被拽住讲几句，西部行、新星秀把更多人推上台，给后面的人看。

再往外，这些会议和展览也成为与国外同行打照面的节点。有人来讲课，有人来设展台，也有人就在这儿接上头，然后被请到别的国家讲下一次课。比起总爱说的“国际化”，这更像是一条条细细的线，一次次攒下来，才让更多中国医生在国际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今年，国药励展作为FDI 2025世界口腔医学大会主要举办方之一，把会展的细节打磨得更专业、更职业——不只是场馆分区、动线流转、招商展商都衔接得妥帖，连壁报展示、师资授课、国际专场都能严丝合缝地排进同一个日程。

也正因为此，年会现场总能维持那种介乎“学术”与“商业”之间的独特张力：台上有人讲循证、谈指南，台下有人排队看设备、比新标准，谁都能在这样的节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节课、那一台器械、那一份后续合作。

所以后来有人问起，这些年行业为啥会有那么多看上去“忽然就到位了”的东西——诊所里的数字影像，区域里的病例随访，或是越来越多的年轻面孔站上讲台——大概就得从这些看不见的来回跑、一个个磨出来的标准、一个个被推到前台的年轻人说起。

没有哪一件事，是一夜就长成的；也没有哪个名字，真能单独把功劳揽下。更多时候，是在一线碰头，一遍遍把流程摊开，试着多推一点，再推一点。久了，才在那些看似琐碎的来回里，把底子铺出来。

那底子是什么？是一次次的标准、一次次的展会、一次次坐下来比对的流程，也是一点点，在自家工厂里磨出来的器械和材料。

那些被磨亮的中国口腔器械

“想想，其实也就是二十年的事。”王兴会长说，“现在诊所里随处可见的小器械、小材料，过去可都得靠进口。那时候一台牙科手机，贵得让诊所得掂量着用。”

他随口说起当年展会上的事，人多，场子乱，倒真记住了几家从佛山赶来的小厂。那时，佛山还只是一些作坊，做着最便宜的器械，也没指望能走多远。谁能料到后来南海区能聚起两百多家持证企业，年产值七十个亿；再到一些国产品牌，开始把研发握在自己手里，一点点把价格压下去，还挑着产品去国外试水。

再过几年，他又去深圳，在展会上碰到一家小公司，只是试着把镍钛丝材料用到口腔上，不声不响地就被几家国际厂商盯上，后来成了他们的代工伙伴。再后来，他又去了日本，看人家诊所怎么做病例管理、怎么拍影像、做随访，显微镜下的操作在那时是日常的事，走进门就像进了另一重世界。

“那会儿，咱们连放大镜都稀罕，更别提显微镜。”王兴会长笑了笑，又说，“现在全国到处都是，显微镜、CBCT、口扫…中国口腔诊所已经不缺国产好产品了。”

说到这儿，他的声音慢了些：“只是设备有了，病例能不能真收起来，跟到底，做成十年二十年的结局？真要服人，还得靠这个。”

这些年，国内口腔企业也跟着走出去。有些企业，销量一半都在海外；杭州做3D打印的一家企业，在美国的临床市占率排到第一；还有一些国产自主品牌，也都在国际上闯出了些名堂。

说到种植体，他说：“我国从无到有，现在已经有四五十家国产品牌的产品，但专家和厂家总是离得远，合作欠缺，具有创新亮点的还比较少。希望我国口腔医学界和产业界的朋友们加强合作，做出更多能让国际同行认可好东西来。”

他没再多说什么，车厢轻轻晃着，玻璃外田地翻过一片又一片。那些年拮据里攒下的路子，如今都在眼前铺开了，但慢慢看，才知道哪里厚、哪里薄。

我看他把票轻轻收好，目光还留在窗外。高铁又驶过一座小城，稻田里闪着阳光。

采访者手记

再过两个月，上海就要迎来FDI 2025世界口腔医学大会。

王兴会长收起文件袋，把那张高铁票轻轻塞进口袋。车窗外大片的稻田在身侧退去，偶尔能看见几座厂房的屋顶在阳光下闪光。他望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以前从北京到深圳，要坐一夜。现在几个小时，高铁就能到。”

停了停，他又随口补了一句：“而且咱们这高铁，早就跑到国外的前面去了。”

他说得很轻，像是随意提了句旁的新闻，没再多解释，只是重新看向窗外。那些飞快掠过的田地和小城，曾经口腔材料、设备全靠进口，如今数字化设备、新材料、手机、隐形正畸也已搭上货轮去了远方。

但他更希望有一天，在FDI 世界口腔医学大会的会场上，能听到更多中国医生用循证、用数据说话。那会是另一种被世界聆听的方式。

这一届FDI 2025世界口腔医学大会将迎来许多外宾，他们会亲眼看见这里的样子。

高铁上，广播一遍遍响起：“请整理好随身物品。”突然觉得，这也像是给口腔行业的一句提醒：先把自己收拾好，才能走向更远的地方。

——这大约是整段高铁谈话里，最富回甘的画面。

本文特别鸣谢：
王兴会长、《今日口腔》团队、国药励展团队及同行朋友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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